历史教科书说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是大思想家，他们的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“新思想”，都是来源自他们自己的思想创造。事实上，纵观人类历史，任何一个社会，任何一个文明，只要是突然出现了颠覆性的反传统的新思想，那么这些所谓的新思想一定是外传的，不能在其文明和社会内部自发产生。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。

当我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进行讴歌时，往往忽略一个基本事实，都是留学生，而且几乎清一色的留学日本，蔡元培、陈独秀、鲁迅、钱玄同、易白沙、吴虞等人都是，只有极个别的是留学欧美，譬如胡适是留美的。

这些被现代人尊为“民国大师”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、思想家们，其实并非思想的创造者，而是思想的搬运工。不仅是搬运工而且是二道贩子，因为是从日本搬运，日本是一道贩子。日本先将西方文化搬运到日本，这是明治维新主要干的活。甲午之后，尤其是辛亥之后，中国又从日本搬运到中国。

并非日本是一道贩子，就意味着日本的水平就很高，恰恰相反，非常愚蠢。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，集中在明治维新时期，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致同时。明治前，日本已经拥有了1000多年的中国文化的学习传统，儒家的学习传统，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期集中学习西方文化，这让日本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他们是“学贯中西”。

其实日本是个半桶水，中国文化、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没有领悟到，西方文化的起源和本质他们也没有弄懂，可以说即不懂中国，又不懂西方。所以，他们才在明治维新时期弄出了一个“脱亚入欧”。所谓的“脱亚”其实就是“脱中”、“脱儒”。

“脱亚入欧”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原则，也是明治维新文化的核心特征，就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，彻底否定儒家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全盘西化。因为既没有懂中国，又没有懂西方，所谓，日本明治时期的“思想家”们，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看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，而且中国绝对落后，西方绝对先进，所以他们绝对彻底抛弃中国文化，彻底倒向西方文化。

实际上，近现代的西欧文化，与中国文化，与儒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，可以说就是中国之子文化，儒家之子文化。

整体来说，西方近现代文化，包括近代哲学、启蒙运动，那只最后科学的出现，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，中国文化西传的结果。西欧的近代哲学和科学，是西欧人将中国思想西欧化的结果，是将中国文化结合西欧实际的结果。也可以说，由于西欧固有的文化和社会局限，西欧人无法真正领悟和接受中国文化，对之进行了修正。

作为对中国思想、中国文化的修正，近代西欧哲学和科学，尤其是科学，固然有着胜出中国的地方，但是在根本上说，偏离了中国文化之精华，远比中国文化落后。

中国文化的轴心在“义利之辩”，有义有利，但以义为本位，义超越利，凌驾与利之上。中世纪的西欧是基督教文明，只承认虚构的上帝和上帝世界（天堂），对人和人间都是否定的。既否定人的思考认知能力，又否定利益性事物。因此，在西欧的中世纪文化中，是义利皆无，仅有一个准义的东西，就是基督教中的“义”、“真理”。

因此西欧的近现代化，其核心就是否定基督教，而开始承认人和人间，承认人的思考认知能力，以及承认人的利益。这种颠覆性变化，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。但是，遗憾的是，西欧人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中“义利之辩”的玄妙，而只能机械地理解和接受“利”的部分，而实在无法理解和接受“义”的部分。

所谓的科学，在义利之辩的角度，不过是“利学”。放在西方的宗教化的历史中，“科学”固然为最先进，但是，放在中国“义利之辩”的历史中，“科学”不过是“利学”，有利而无义，尽管可以导致器物的发达和财富的增多，但究其本质，实属蛮夷。

可以显示中国文化精微和博大的，还有另外三个辩题：道器之辩、心物之辩、体用之辩。这三个辩题与“义利之辩”所讲的是同一回事，知识侧面不同。义就是心、道、体，利就是物、器、用。

中国文化有义有利，有道有器，有心有物，有体有用，但是又是以义、道、心、体为本位，重义轻利，重道轻器，重心轻物，重体轻用。

但是，现代的科学则是有利而无义，有物而无心，有器而无道，有用而无体。

日本在中国之东，西欧在中国之西，两者都是蛮夷，又都受中国文化之影响。日本离中国近，因此直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已长达千余年，从唐朝开始，即日本大化改新时期。西欧离中国较远，受中国的直接影响也较晚，始于明清之际。在新教的压力下，罗马天主教决定派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，以扩大势力范围。这些乘商船远道来